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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贸易战开启后两大问题需重新认识

发布时间:2018-8-27 09:03作者:dcpro 阅读:2537 评论: 021世纪经济报道来自: 网易财经

导语:(原标题:高培勇:贸易战开启后,两大问题需重新认识)8月26日,“冬奥都市圈与新消费升级”为主题的2018’崇礼(夏季)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中美贸易战开启之后,宏观 ...

8月26日,“冬奥都市圈与新消费升级”为主题的2018’崇礼(夏季)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中美贸易战开启之后,宏观经济形势走向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问题需要重新认识。

“在十年后的今天还能否继续用扩张来定义积极财政政策?我以为是不行的,这和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被解读为对目前的扩张力度不满意,要进一步扩大扩张力度的解答,是不一样的。决策层面对积极财政政策新部署时所用的字眼,其一,积极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方面更加积极有效;其二,不搞大水漫灌;其三,在财政赤字问题上要特别谨慎。”

高培勇指出,7月6日中美贸易争端正式开启之后,有两个问题要重新认识。第一,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开启,宏观经济形势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该怎么去看?第二,面对中美贸易争端所带来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该做怎样的调整,来实现经济目标?

以中美贸易争端所带来的经济形势的变化,是否到了足以改变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的地步?

我们在过去五年当中逐步形成对于经济形势的一种基本判断,逐步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基本格局,这些是否有必要做调整,是否到了必须做调整的地步?

高培勇指出,这是今天面对一系列新挑战、新问题时,不得不首先回答的问题。

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高培勇提出了三个问题。

首先,经济运行当中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次要矛盾可能是总量问题,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次要方面可能在需求侧。这种主次之间的位次有没有必要在今天做调整?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来实施的,布局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是站在供给侧,紧盯的是供给侧的变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结构调整,所动用的手段,除了政策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依赖改革。当面对经济形势稳中有变这样一种变化时,有没有必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

最后,当谈到高质量发展时,所改变的是高速度增长。高质量发展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发展的效益,按十九大报告的表达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当意识到高质量替代的是高速增长的时候,而且面对经济形势有新的变化时,是否也要调整这样一种发展思路呢?

高培勇认为,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经济形势变化,政策建议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减税,二是扩大基建投资。

高培勇强调,无论是减税还是扩大基建投资,都不是新提法,都不是新字眼,都是我们所颇为熟悉的经济政策的手段。问题是今天重启这两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和十年前使用这两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字眼相同、表达相同,但是基本目标和基本行动路线相对于十年之前所发生的变化,不是小变化,而是大的变化。

因此,今天谈到减税时,有两个重要的标志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不是总量性的减税,而是结构性的减税,不是减税就减了,而是瞄准特定的部位、瞄准特定的群体,而实施的减税。

第二,所瞄准的不是扩大内需,而是降成本。

“面对稳中有变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切忌掉入惯性思维的陷阱,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来面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来布局宏观经济政策,我们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来谈论、讨论、研讨经济问题。因此,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来面对新挑战、写问题,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新的路子,走出一条契合高质量发展新的路子,我想在今天提出来是非常重要的。”高培勇指出。

以下为演讲原文:

高培勇: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接着刘世锦主任的话题,在这里表达一个基本的观点,即面对稳中有变的经济形势,切忌滑入惯性思维的陷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表达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7月6号中美贸易争端正式开启之后,我们一直面临两个问题:

1、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开启,我们的宏观经济形势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该怎么去看?

2、面对中美贸易争端所带来的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该做怎样的调整,来实现经济目标?

说到经济形势变化的时候,大家集中于外部环境,如7月31日中央政治局研讨经济形势时,用了一个表述,即:外部环境明显变化。大家手头拿到的这次会议指南,用的是如下表述,即:外需面临超高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当谈到宏观经济形势判断时,大家聚焦于外部环境和外需,当谈到宏观经济政策该做如何调整时,提出基本主张就是扩大内需或适时扩大内需,包括今天会议的主题“城镇化”也被视为最大的内需或第一内需,首当其冲作为扩大内需的对象。

这样一种判断,让我们一下子想到了十年之前,大约也是在这个季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持续发酵,并且波及中国。在那样一种背景条件下,我们也主要是针对外部环境和外需剧烈的变化实施了以放水为主要特征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四万亿投资等等,都是因此而生。

把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和十年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对接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不是100%的相同,但是也有着朝高比例的相似。会议指南在描述宏观经济政策要发生变化时,特别是谈到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讨经济形势用的措词时,媒体的表达是“重新放水”,会议指南上用的是“迫使决策层在7月下旬重启宽松”。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是不能不回答的,即以中美贸易争端所带来的经济形势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剧烈的变化,是否到了足以改变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的地步。改变的对象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在过去五年当中逐步形成对于经济形势的一种基本判断,逐步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基本格局,是否有必要做调整,是否到了必须做调整的地步?这是今天面对一系列新挑战、新问题时不得不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

如,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是我们对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但是讲到新常态时,是有具体标的的。

首先,讲的是经济运行当中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当谈到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时,排除的是主要矛盾不是总量问题,当谈到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的时候,排除的是主要矛盾不在需求侧。现在这种经济形势变化是否有必要做调整呢?主要矛盾要从结构转向总量吗?矛盾主要方面要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了吗?我们不能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当主要矛盾时还有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次要矛盾可能是总量问题,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次要方面可能在需求侧。这种主次之间的位次有没有必要在今天做调整?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来实施的,当谈到主线索时,不排除有次线索,但认定是主线索时,实际上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布局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是站在供给侧,紧盯的是供给侧的变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结构调整,所动用的手段,除了政策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依赖改革。所有这些都是参照需求管理政策而提出的,换言之,当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替代的是需求管理政策这样一条主线索,而需求管理,站在需求侧,紧盯需求总量,做短期的对冲性调整,追求的是短期的稳定。问题就来了,当面对经济形势稳中有变这样一种变化时,有没有必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

第三,高质量发展,当谈到高质量发展时,我们深知面对不作为参照系,所改变的是高速度增长。高质量发展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发展的效益,按十九大报告的表达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当意识到高质量替代的是高速增长的时候,而且面对经济形势有新的变化时,我们是否也要调整这样一种发展思路呢?

其实我更想表达的是,面对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我们还要保持定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面对复杂的经济需求。今天会议有两个方面的提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是践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有效提升消费、扩大民间投资,以冬奥为契机推动消费升级,实现京津冀一体化。这些都很重要,都要作为我们下一步发展必须追求的目标,现在的问题是该如何在新的形势,特别是在稳中有变的新形势下,实现这些目标,该如何去做。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经济形势变化,我所见到的政策建议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减税。二,扩大基建投资。无论是减税还是扩大基建投资,都不是新提法,都不是新字眼,都是我们所颇为熟悉的经济政策的手段。但问题是今天重启这两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和十年前使用这两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字眼相同、表达相同,但是基本目标和基本行动路线相对于十年之前所发生的变化,不是小变化,而是大的变化。

如,减税,谁都知道减税是怎么回事,但也谁都知道在过去减税所聚焦的目标是扩大需求,不管是扩大民间的需求,还是扩大企业的需求,都是奔着扩大需求而去的。但在今天谈到减税时,它所针对的或者主要瞄准的是降成本,而不是简单的扩大需求。

因此,今天谈到减税时,有两个重要的标志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不是总量性的减税,而是结构性的减税,不是减税就减了,而是瞄准特定的部位、瞄准特定的群体,而实施的减税。

第二,所瞄准的不是扩大内需,而是降成本。

具体的表现,大家回顾一下过去五年,我们在减税问题上所走过的基本路径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一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减税基本减的都是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目前减税最大的项目是营改增,而营改增的纳税人是企业。营改增不管涉及到增值税还是营业税,都属于在流转环节所增的税,这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没涉及到其他方面的税种。涉及到的小税种也属于都是流转税系列的。

二是减的税都是企业税,而不是个人税。每当重要的公告发布时,强调减税降费主要减的是涉企收税、涉企收费,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个人。

三是减税的资金来源,尽管在执行过程中有偏差,但是在目标上所依赖的是减少政府支出,在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了一个新词“节用裕民”,以削减政府支出为通道,来减少企业的涉税、涉费问题。

当大家看到这些方面变化时,再来体会政策目标是降成本,降的是企业的成本,降的是实体经济的成本,而不是简单的扩大内需、扩大需求时,这种操作的基本理念和行动路线与以往有很大不同的。今天说减税固然有利于扩大总需求,有利于次级消费,但是在操作手段、操作理念上是迂回的,不是直接的,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忠实的一条。

讲到基建投资,刘主任非常清晰地论证了一条,为什么要扩大基建投资?按照传统思维理念,无非是刺激需求,通过政府扩大支出的一种办法来扩大需求、扩大内需,这是我们传统的一种说法。但是在今天当谈到扩大基建投资时,请大家注意,即便在7月31日中央政治局研讨经济形势所提出要扩大需求的时候,谈到基建投资,谈的是两个方面的目标,即扩大需求和结构调整。哪怕面对中美贸易争端开启之后的一种稳中有变的新形势的压力,提的还是双重目标,扩大需求和结构调整。再回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谈到投资时,讲的是发挥投资对于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因而在今天谈到扩大基建投资和十年前所操用的那样一种以四万亿为代表的扩大投资的思维理念和行动路线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忌讳以举债的方式、以扩大赤字的方式来扩大内需、扩大投资。

无论是减税还是扩大基建投资,事实上都体现为对积极的财政政策该怎么认识的问题,也就是说“积极”二字在十年前是以扩张来定义的,将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换一种表达,叫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在十年后的今天还能否继续用扩张来定义积极财政政策?我以为是不行的,这和媒体上普遍谈到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被解读为对目前的扩张力度不满意,要进一步扩大扩张力度的解答,是不一样的。决策层面对积极财政政策新部署时所操用的字眼,其一,积极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方面更加积极有效;其二,不搞大水漫灌;其三,在财政赤字问题上要特别谨慎。

2017年,面临那么大稳增长压力,还是把财政赤字在绝对数字上稳定在23800亿,在相对数字上控制在GDP的3%以内。在2018年,财政赤字绝对额没变,但经济体量变了,占GDP比重已经由3%下降到2.6%。说了那么多,回到我开始演讲之前所发表的观点,即面对稳中有变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切忌掉入惯性思维的陷阱,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来面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来布局宏观经济政策,我们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来谈论、讨论、研讨经济问题。因此,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来面对新挑战、写问题,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新的路子,走出一条契合高质量发展新的路子,我想在今天提出来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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